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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族性建设新论

时间:2015-11-04 11:17来源:安徽文化网(www.ahwh.net) 作者:余音 点击:

 新论、特稿:

提要:“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⑴作为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不可动摇的。

“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⑵汉族一盘散沙,中华民族大团结就是空话一句。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深刻、理性地反思南宋后汉族连续遭受异族的长期奴役,不是想秋后算账,也不是要搞什么大汉族主义,而是希望唤醒汉族儿女的主体民族意识,消除《狼图腾》、《七品李剃头》等侮辱汉族文艺作品的恶劣影响,让全体国人牢记血与泪多次检验过的真理:汉族强,则中国强;汉族弱,则中国弱;汉族辱,则中国辱;汉族复兴,则中国复兴。

中华56个民族犹如一支航母编队,汉族无疑就是一艘重型核动力航空母舰,在她的统帅下,各少数民族分别担负着驱逐舰、护卫舰、潜艇、舰载机等责任,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才能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宋朝后,汉族连续遭受异族王朝六百多年的残酷统治

每次改朝换代,都有几千万的汉族百姓成为“刀下鬼”

以史为鉴、只争朝夕建设新汉族,为中国不败奠定基石

肉食者未能远谋,位卑者未忘忧国——

 

                    警醒吧,大汉民族

              ——“新汉族”族性意识建设纲要

                                            /余音

汉族啊,你让我纠结:你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苦难民族,一个让子孙汗颜的屈辱民族,还是一个由英雄好汉集合而成的强盛民族?

全世界现有2000多个民族。2010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在总人口13.7亿中,汉族人口是12.26亿。也就是说,每6个地球人中,至少有一个汉族儿女!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9个以上是汉族子孙!但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只有区区几十、上百万人口,就能问鼎中原;元、明、清三朝,长达630多年,拥有几千万乃至亿人之众的汉族却在异族、“半异族”的高压统治下当牛做马。

今年123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纲要》;71日,《国家安全法》公布施行。这说明,从国内到国外,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著名战略家、国防大学教授戴旭更是敲响警钟:2030年前后,世界反华势力将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大哄抢!

当前,中国GDP首次跨越10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许多国人陶醉。但多年积累的社会问题、民族矛盾、国际争端也凸显出来。改革进入深水区,腐败成为“牛皮癣”,奢侈成风尚,移民裸官成狂潮,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多,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活动日益猖獗,东海、南海、藏南等地区的火药味日益浓烈,中国与美、日等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对抗日益加剧……战争的魔影正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山雨欲来,而国人们,特别是众多汉族兄弟却浑然不觉、麻木不仁,让我不能不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我心中的盛世危言……

一、汉族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吗?

我是汉族吗?是的,也不是。因为五十多年来,我在考学、参军、提干等无数张表格内,民族栏填的都是汉族。但我对此深表怀疑: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顶礼膜拜的共同祖先,蒙古族崇拜成吉思汗,满族崇拜努尔哈赤,大和民族崇拜天照大神……谁是我们汉族的共同祖先?教科书上写道,我们是炎黄子孙,似乎告诉我,汉族祖先是炎帝和黄帝。实际上,这是自欺欺人。因为炎、黄时代,距离汉族诞生尚有几千年;炎帝和黄帝只能说是中华多个民族的共同祖先,却不是汉族的直系祖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藏族有洛赛节、林卡节等;蒙古族有“白节”、祭敖包等;朝鲜族有燃灯节、回甲节等。就连满族,还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举行“族庆日”活动。有人认为,元旦、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是汉族节日。这是牵强的。因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这些节日是国家的法定节日,属于全体国民,怎么能被汉族一族独有?而且,这些节日的历史大都比汉族还要悠久,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在重要场合,身着民族服装,是亮明民族身份、展示民族形象的最好“招牌”。汉族的民族服装是什么样的?元朝穿蒙古袍子。明朝,朱元璋打着“恢复中华”的旗号夺得江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唐朝衣冠制度,但那是对全体臣民而言的。“到了清朝时,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下令全国剃发易服,使得汉服逐渐消失。在经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后,汉族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古老民族。”⑶

“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与‘他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即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认同和对他者的排斥意识,内化为民族生活的基本特征。”⑷没有基本特征的民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至少不是一个强健的现代民族。

有史以来,觊觎中原的人从没绝种。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异族或者外族要想主宰中国,必须看准时机:内忧(如农民起义等)先起,战火纷飞,朝野打得精疲力竭之时,他们就会乘虚而入、渔翁得利。元朝如此,清朝如此,日本侵略中国莫不如此!谁能保证,疆独、藏独、台独等势力不会点燃内战的导火索?谁敢保证中国军队在镇压动乱、战斗力消耗较大时,外敌不会再次入侵中国,像蒙古大军、八旗铁骑和日本鬼子那样,挥起刀剑对亿万汉人大开杀戒?

              二、朱元璋属于哪个民族?

反省汉族连续六个多世纪的悲剧,首先需要解决朱元璋及其朱明王朝的族性问题。

朱元璋是汉还是回?这些年争议很大,莫衷一是。经过长期研究,我认为以下几条有助于做出正确判定:

一是娶了马姑娘,改信回回教。汉族女童裹脚陋习由来已久,经过宋、元推波助澜,到了元末,早已成为区分汉族女子与异族女子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朱元璋原配马夫人,路人皆知,是“大脚”女子。“元时回回遍中国”、“十个回回九个马”。淮河两岸是南北文化交汇地带,民族混居,异族之中,回族人数最众。马夫人出生在淮北宿州,母亲早亡,12岁那年,父亲“马二公”激愤杀人,不得已逃到淮南定远,将她托付给“刎颈之交”郭子兴,从此,“马二公”不知所踪。

“太祖之表弟郭孝子(指郭子兴之子),回回也。”⑸《明史》记载,郭子兴家境富足,“任侠,喜宾客。……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自封为红巾军元帅。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的“小和尚”朱重八前去投军,却被哨兵当作元军密探捆了起来。“(郭)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郭子兴将他收为心腹,赐名朱元璋,又让他与马姑娘喜结良缘。当时的朱元璋又丑又穷又落魄,能娶到媳妇就算烧高香了。这件事对他而言,可谓心甘情愿。所以,按照“许进不许出”、外教徒结亲必须进教的规矩,他成为一名新回回。

二是广修清真寺,促进回族诞生。“上自唐朝,下迄元代,回族的主要来源是进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和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其次是与上述人通婚或接受伊斯兰教及其风俗习惯的部分汉族、畏兀儿、蒙古族等。”⑹

朱元璋坐上龙椅,对儒、释、道采取“三教互补并用”政策,而对民间流行的明教、白莲教则痛下杀手,对同样性质的伊斯兰教却网开一面,不但不予以打压,而且在财力困难之时,“曾在南京敕建三山街礼拜寺,后又增建净觉寺等清真寺院,仅阿訇就达数百人之多。”⑺北京、西安、滇南等地也是遍修清真寺。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波斯学者阿里·阿克巴尔来华游历数载,回国后,于1516年撰写一部《中国纪行》,对皇家的宗教信仰做了重点记述。他说,皇帝赠款在北京建有4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90座。许多穆斯林担任朝廷重臣或地方大员。皇帝“称穆罕默德为圣人”,他去清真寺做礼拜时,“有两个穆斯林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皇帝的前面引路,这表示对穆斯林的极端尊敬和尊重。”⑻宫内还特别设立了清真御膳房。

“至明朝,回回民族最后形成。……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⑼作为色目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回在元朝地位很高,多个回回分支却没能整合成族。明朝中期,因为有了朝廷的长期呵护,散居全国的回回形成回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朱元璋与回回的关系非同寻常。

三是回族太监位高权重。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他们专门伺候皇帝、王爷的饮食、起居等。回族学者马明达“以为整个大明王朝的宫廷内,一直都有穆斯林太监,而且出过如郑和、李寿、金良辅等这样的高位太监,这种情况应该一直延续到明末,延续到南明的永历王朝。”考虑到太监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回、汉习俗上的明显差异,如果明朝宫廷没有回族血统,重用这么多回族太监干什么?

对于朱元璋及其朱明王朝严守族性秘密的动机,阿里·阿克巴尔看得一清二楚:“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决定的。”可以说,在回族尚未诞生,民族禁忌尚不严格的元末明初,朱元璋只能算“半汉半回半异族”;回族诞生之后,朱明王朝的异族色彩越发浓重,实际上是假汉真异。

         三、逐鹿中原让数千万汉人成了“刀下鬼”

汉族血统,可以远溯到四五千年前五帝时的华夏族。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成为推翻“暴秦”的最后赢家。又经过两百年左右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华族自前汉朝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

“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从东汉灭亡到宋朝建立,七个多世纪里,各个民族此消彼长,“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汉族与异族多次进行角色互换,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汉族载浮载沉,一直都是中华大地的主体民族。

经过汉的孕育、唐的繁荣,到了宋朝,汉文化吸足养分憋足劲,如雨后春笋般的茁壮生长,达到第一个高峰:宋词成就斐然,与唐诗比肩;散文“唐宋八大家”,宋朝占六家。“文人画”在北宋滥觞,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写实画成果丰硕;书法领域,群星璀璨。“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都诞生在宋朝。土木工程、造船和航海术、陶瓷烧制、冶金等方面,宋朝都领先世界。宋朝人口已达2千万户、1亿多人,GDP占全球60%,人均GDP2280美元。城市化水平超过12%1950年,中国大陆城市化率只有11.8%)。宋朝船队多次远航阿拉伯、东非和印度……著名学者陈寅恪不禁感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却因异族的凶残、愚昧统治等而“后渐衰微”。

遗憾的是,汉文化到了宋朝,劣根性也暴露无遗。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汉族禁锢思想、自缚手脚的精神枷锁。宋朝重文轻武,就像一个饱读儒学的文弱书生,虽然很聪明(文化先进)、很富有(经济发达)、家族很大(人口众多),却先后遭遇西夏(党项族)、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等异族政权的侵略、欺凌,生得富足,活得憋屈。

金与南宋的战争持续多年,双方元气大伤,最后隔淮河对峙。元朝大军犹如大漠深处拔地而起的沙尘暴,以雷霆万钧之势吞灭金朝,又跨越淮河,给予南宋致命一击。

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史集》中,蒙古帝国史学家拉施特写道:一次,他不无得意地教导部下:“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从成吉思汗到拖雷,再到忽必烈,都嗜杀成性。“城破,(元军)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元史》记载,蒙古攻宋屠城二百余座。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披露:经过大屠杀和战乱,到了元初,人口锐减至5000万,约有六千万汉人成为蒙古铁骑的“刀下鬼”!

过了275年,也就是金朝被元朝消灭后的384年,女真族经过三四个世纪生聚教训,在白山黑水间,连老带少只有30万人,却以满洲族之名再次崛起。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统计,崇祯末年,明朝人口大约1.5亿。八旗军在吴三桂等汉奸的帮助下,杀进北京城。又经过30年的血腥“维稳”,到了顺治九年,中华大地已是“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人口锐减至1448.4万,汉人死亡逾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成为人世间最大,也是最残忍的种族大灭绝。

              四、异族统治下的汉人民不聊生

在异族统治下,素来奉行“以德报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学,习惯于当顺民的汉人,生活质量又是如何呢?

(一)、蒙元:汉人“举足陷罪,实为可怜”

1230年,金朝垮台前夜,蒙古高层就夺得天下后如何统治汉人,进行过一次大讨论。大臣别迭等人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出于多方面考虑,元太宗予以否决,才侥幸没有施行。

元朝将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即征服之前的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四个等级,以人口极少的蒙古人、色目人,统治人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和南人。他们编二十家为甲,以蒙古人或色目人为甲主。“甲主有充分的权力,随时侦察甲民的活动,除了写报告以外,有执行之权。他要衣服得给,要饮食得给,要童男呢?送上。要少女呢?赶紧送上,一有不是,立刻有灭门之祸。”《历代名臣奏议》六十七卷指出:“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据专家估算,元朝,汉族“驱口”在几百万到一千万之间,任人买卖,惨绝人寰。

《元史·刑法制》记载: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人杀死蒙古人则判死刑。读书人是“臭老九”,社会地位仅比乞丐高一点,却不如娼妓。没功名的汉人,起名字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使用代号。

张王李赵遍地刘,这五大汉姓,从来都占全国总人口的20%左右。元顺帝时,蒙古族已统治中国七八十年。由于“以马上得天下,又以马上治天下”,严法竣刑多如牛毛,搞得“(汉人)举足陷罪,难避而犯,实为可怜”,天怒人怨,江南一带爆发多起反元起义。丞相伯颜“虎视南人如草芥”。《元史·顺帝纪二》写道:“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但不难看出,蒙元帝国的灭汉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二)朱明:“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汉族儿女终于驱逐鞑虏。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6人为公爵,28人为侯爵。他还郑重其事地给公、侯每人颁发一枚免死铁券。

可是,开国元勋胜利的笑容还没褪去,一场更为血腥的“走狗烹”不请自来。

洪武十三年(1780年),朱元璋下令将胡惟庸、陈宁等人处死。在《纪事录》中,亲历者俞本写道:“左丞相胡惟庸、右大夫陈宁擅权坏法,俱伏诛于玄津桥,掘坑丈余,埋其尸;次日复出之,支解于市,纵犬食之。……(皇)上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几年后,朱元璋又穷追猛打,连坐而死者高达3万多人。

明朝开国“第一名将”蓝玉战功卓著,曾被朱元璋比作汉代卫青。由于他功高盖主,受到猜疑。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将蓝玉投入牢狱,不加审理,就以谋反罪剥皮实草,传示全国。受株杀者超过1.5万……

由于法网太密、刑法太毒、冤案太多,最后杀得不少衙门没有官员替补,朱元璋独出心裁,实行“戴死罪、徒流还职”,叫判刑后的官吏带着镣铐回去办公。

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朱元璋驾崩的前一年,开国公、侯中,只有两人侥幸活下来,绝大多数死在朱元璋手里,冤死的汉族百姓更是无法计数。“……都说朱元璋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鲁迅的话值得深思。

(三)满清:把汉民变为“半野蛮人”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满清统治者都懂得“欲征服民心先制服汉人士心、欲提高满文化先禁锢汉文化”的道理。他们鸡蛋里面挑骨头,大兴文字狱,变着法子折磨汉族士人。“康乾盛世”最为黑暗,康熙朝、雍正朝各有二十多次,乾隆朝高达130多次。戴名世写了一部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而被康熙帝下旨凌迟(后改为斩首),全族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罚作奴仆,受牵连者有三百多人。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官,按常规从《易经》、《诗经》中选定“正”、“止”二字命题,被人告作要去“雍正”的头。雍正帝大怒,将他打入死牢。查嗣庭冤死狱中,仍被戮尸枭首……

即使是对程朱理学的传人,他们稍不满意,也会大开杀戒。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因注《大学》获罪;大理寺卿尹嘉铨因著《名臣言行录》,犯了乾隆忌讳,而被绞立决……

文字狱因言获罪,让读书人胆战心惊,大家“绝口不谈政治,不谈思想”,纷纷钻进故纸堆,将“汉学考据变成逃避现实的隐身符”,汉人的创新精神大为萎缩。

另一方面,满清政府又通过编辑大型类书,打着收集、整理、保护古籍的幌子,对汉文化大规模施行“转基因”。

1772年,纪晓岚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历经十年,终于编成。全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在编纂过程中,朝廷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多部……对此,鲁迅痛心疾首:“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满清不求进取、但为统治,使得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自绝世界,陷入奴气十足、愚昧落后境地。造船、航海、城市化水平、受教育比例等指标都低于宋朝。以木帆船为例,南宋建造载重400多吨的海轮远航埃及,领先世界几世纪;六百年后,满清施行闭关锁国、禁毁书籍等“转基因”政策,早已使造船人才绝灭、建造技术失传,咸丰十一年建造的海轮最大载重才300吨,只能在近海航行。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指出,清政府是一小撮满洲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是灾难性的。清朝建立后“至少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指西方)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五、汉族劣根性透视

历史上,汉族遭受多次大灭绝,其命运比犹太人还要悲惨。外因在于异族的残暴,而内因却在于汉族的劣根性。

国民劣根性,并不等于汉族的劣根性;而汉族劣根性,却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劣根性。

汉族的优根性很多,比如勤劳,节俭,含蓄,孝敬,稳重等等;劣根性也不少,主要表现为人格分裂,如:爱抱团与“窝里斗”两习气;羊、狼两面孔;瞒骗与忠孝“两法宝”;爱面子与讲实惠两心理等。它是如何产生的?   

    1、汉族成长过程中,吸纳了不少异族元素。据《晋书·文帝纪》载,魏末晋初,北方内迁、归附各异族人口高达870万。“中国北方前后出现的各少数民族和部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同化,到隋灭周至唐王朝时,基本上都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被汉民族同化了。”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加入汉族大家庭,壮大了汉族队伍,但也使汉族成分更加错综复杂。

2、残暴的异族政权被汉族推翻后,很多孑民为了生存主动“混进”汉族。历史证明,不论是割据政权,还是全国性政权,异族登上宝座之后,对汉人轻者采取种族歧视、分化政策,重则施行民族灭绝。等到异族政权被汉人推翻,幸存者便乘着乱世,混进没有多少民族特征的汉族人群。以满族为例,清朝灭亡后,许多满人就自称汉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我在解放前的确没有听到过语言学家罗常培、文学家老舍是满族,他们都是在解放之后才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的。”他还认为,“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应该看到,“滚雪球”会滚进杂质,不但使雪球变大,也会使雪球变得更为松散。

3、最致命的,是汉族政权历来缺乏族性建设战略眼光。黑格尔指出:“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很难找到汉族政权对汉人的优惠政策。虽然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战斗中,汉家儿女同仇敌忾、前仆后继,但“一将功成万骨枯”,坐上皇位者“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他们为了家天下,对开国元勋大肆杀戮,让汉人们痛心;对老百姓大肆掠夺,让汉人们伤心;对异族施行优惠政策,让汉人寒心。几千年的心理积淀,汉人们普遍感到,无论是同胞坐江山,还是异族当皇帝,天下乌鸦一般黑,吃苦受罪的永远是汉族老百姓。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不是“股份制”,而是“租赁制”。朝廷从来不给汉人一个爱国理由。因此,国家有难,犹如树倒猢狲散。团结抵抗者少,四处逃难者多;还有一部分人沦为卖身投靠、残害同胞的汉奸。抗战期间,日伪汉奸总数超过300万,“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需要汉族政权深刻反省的历史课题。

               六、建设“新汉族”的几点管见

当前,是有史以来汉族执政的最好时期。我们在抓住战略机遇期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应该花气力、下功夫搞好“新汉族”建设。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政治上是平等的,但汉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改变的;各民族自身需要团结,汉族更不能例外。有感于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将每年的1010日确定为“主体民族日”(即“汉族节”)。在纪念辛亥革命的同时,组织汉族纪念活动,为建设“新汉族”创新载体。孙中山是近代汉人最为杰出的代表,一直受到各个时期的中国政府、全体华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孙中山先生无疑地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领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死而后已。”在“汉族节”里,将黄帝和炎帝、刘邦、孙中山命名为汉族远古、古代、近代的汉族共同祖先,隆重纪念;提倡汉人穿戴汉族民族服饰;开展富有汉族特色的武术、耍龙灯等文体活动,培养团队意识。日常生活中,汉族子孙结婚、庆生,倡导采取简朴、隆重、富有特色的汉族礼仪……

(二)实行国民同等待遇。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切身利益是培养个人、群体民族归属感的基础。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民族自治地区总面积已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4%。也就是说,全国10份陆地,少数民族占6.4份,汉人仅占3.6份。这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极容易产生错觉,使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汉族居民抢占他们的地盘、资源、工作岗位等。应尽快对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乡等重新认证,严格审批。自治区划内,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应占当地固定居民人口的51%以上。同一行政区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求学、就业、婚嫁、生育等方面一律实行同等待遇。

(三)牢固树立主体民族永久执政思想。孙中山指出:“异族政府禁端百出”、“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作为主体民族被落后的、数量极少的异族长期统治,是汉族的耻辱。这在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等国的主体民族身上不曾发生过;即使是在南非,黑人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但作为主体民族,他们经过长期斗争,还是从白人手里夺回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格外珍惜汉族来之不易的执政权力,牢固树立永久执政思想。对于腐败、“裸官”、“双重国籍”等问题,要严加惩处,彻底清除汉奸赖以滋生的土壤,永葆汉族机体的健康……

(四)积极做好汉族理论研究、汉族知识宣传工作。目前,汉族研究机构几乎是空白,汉族学术研究成果非常稀少,很不正常。应尽快在有关大专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增设汉族研究院、所,系统研究汉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特征、生活习俗等等,经常发布研究成果;在公立博物馆、民俗馆等开辟汉族历史文化成果展示;定期发布富有时代特色的汉服新款式、新潮流;新闻、出版等单位要加大汉族研究成果的出版、宣传力度,及时批驳抹煞汉族功绩、诋毁汉族历史的作品、言论,以正视听;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汉族英雄园、汉族与兄弟民族友谊园等,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汉族知识,培养汉人的民族自豪感,增进各地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了解、友谊和认同。

 

注释:

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汉族》,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93

刘亚洲:《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参考消息》,201578

金开诚主编:《汉族》,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

⑷王建娥:《世界体系和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郝时远:《解读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

⑸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

⑹⑺杨绍猷、莫俊卿:《中国历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8

⑻〈波斯〉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岳家明等译:《中国纪行》,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41

⑼丁国勇:《回族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

⑽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

吴晗:《朱元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

⑿〈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36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221

转引自宁骚:《国家与民族——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家比较》,北京大学出版,1995 年版,第266

刘新如:《历史的拷问》,《解放军报》,2015712

⒃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7

⒄〈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

 作者简介:

余音,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辽宁作协会员、大连作协理事暨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之窗》(月刊)原执行主编。主要著作有《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人民出版社)、《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维和警察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已被五洲传播出版社译成英文、法文版)、《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北方文艺出版社)等。多次成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特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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